新华网浙江频道1月6日电 新年里，传来两则与天天在井下提心吊胆的矿工紧密相关的新闻。

　　第一则消息是，在种种政策因素的作用下，火爆一时的“温州炒煤团”大部分已经撤离山西，用一位撤离的温州老板的话说，“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的。”

　　第二则消息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透露，2006年要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

　　塌方、透水、瓦斯爆炸，此起彼伏的矿难、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一次又一次刺痛人们的心。2005年，全国煤矿事故虽然比以往已经略有下降，但仍然居高不下。

　　这一次，温州炒煤团的挥泪撤离，似乎终于让人们感受到安全生产政策调控这只有形之手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已经在市场上显现出效应。与过去以“端正态度，强调重视”为核心的调控手段相比，这次的区别在于政策之手握住了经济杠杆上最有效率的力矩作用点。

　　促使温州煤商撤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矿难赔偿、处罚力度的大幅度提高。据报道，今年山西已经将煤矿伤亡处罚标准提高至人均100万元左右，而罚款数额相比几年前也是成几十倍乃至数百倍增长。

　　任何一门生意，简单而言都是成本和产出的问题。在煤商的算盘中，支付“安全生产”的成本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做足事前功夫，用种种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来预防矿难事故的发生；第二则是事后买单，用赔偿金来弥补事故一旦发生带来的成本。当几万元的赔偿标准与高昂的安全生产保障费用摆在面前的时候，当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利润与侥幸没有事故的机会主义心理遭遇的时候，用“热钱”追逐“快钱”无一例外会让商人选择前者。所以，提高矿难赔偿、处罚标准正击中了矿难这条幽灵之蛇的七寸要害。

　　对于对安全生产同样负有责任的政府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中纳入亿元GDP死亡率指标，同样找到了调整政府的一个有效支点。当对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简单停留在GDP、税收等几个数字上的时候，安全生产的口号再响亮总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来得实在。所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将人的因素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中，并且切实推行下去，无疑将是一项进步。

　　炒煤倒煤，本质上是一门生意。解决矿难难题，除了三令五申，还真得找准经济杠杆上的一个支点。

　　温州老板流着泪走了，但愿千万矿工会多点微笑。

责任编辑：盛丽华